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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的屋子里有两头“大象”，一头是房地产持续下行，另一头是地方政府的财政危机，两者加起来占中国总需求的50%。但这两头“大象”没有受到充分重视，个人消费才是当前的关注点。我曾经建议，通过央行APP给每个人的账户发1000元，在刺激消费的同时推动数字人民币的使用。以旧换新政策只针对部分产品，所以是一个产业政策。而对创新和建设的投入可谓不遗余力，从芯片基金到AI基金，都是万亿级别的。另外，出口退税是为了鼓励出口，这也有违扩大内需的基调。
下面我们从1860年开始回顾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为什么以1860年而不是1840年为起点呢？1840年的第一次战争以中国失败而告终，中英双方签订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中国割让香港岛给英国。尽管如此，清政府仍未被打醒。1860年第二次战争爆发，英法联军攻入北京，清政府被迫签订了屈辱的《北京条约》。清政府这时候才真正意识到，如果不进行自我改革和现代化，国家将面临灭亡的危险。一般来说，1860年是洋务运动的起点，实际上这也是中国现代化的起点。
洋务运动由政府主导，李鸿章、张之洞等封疆大吏亲自下场，后来主要采用官督商办的方式。有人说官督商办的效率很低，但在当时没有更好的选择。我们可以做一个反事实检验：如果没有洋务运动，民间会不会自发地创办工厂、制造枪炮？并没有发生。我们要在历史语境下思考问题，立足现在对历史事件提出批评是没有意义的。洋务运动产生于太平军的过程中，所以先制造枪炮，然后炼钢，最后造船，甚至造出万吨巨轮。1860年列强要求中国完全打开市场，中国是在开放条件下走出来的重工业发展道路。在这种情况下，让民间资本发展重工业无异于天方夜谭。事实上，日本的重工业也是由国家主导。
回到当时的场景，中国建立了亚洲最强大的海军——北洋舰队，但在甲午战争中，北洋舰队全军覆没。日本自古学习中国文化，是中国的“学生”。19世纪中叶，面对西方列强的冲击，中国和日本几乎同时开启了现代化改革——明治维新（日本，1868年起）与洋务运动（中国，1861-1895年）。但结果却截然不同，日本崛起为亚洲强国，而中国却深陷半殖民地泥潭。甲午战争的失败让中国之前的共识破灭，即仅仅发展技术是不行的。1895年，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康有为、梁启超等发动“公车上书”，请求变法。1897年，德国强占胶州湾，在维新派的呼吁和推动下，光绪帝决心变法，戊戌变法由此开始。
康有为接触到的很多西方思想都来自日本，他提倡借鉴日本改革，实行君主立宪制。康有为的女儿康同薇翻译了大量日文报纸，成为维新变法中传播日本新政举措的重要资料。一开始，慈禧并未对变法进行阻挠。但是，变法仅仅持续103天就夭折了，慈禧也从支持者变成反对者。这是因为维新派在变法过程中盲目地、不切实际地发布了一系列纸上谈兵的政令，康有为甚至建议重用伊藤博文，任命其担任内阁总理大臣。由于这些激进的做法触动了满族贵族的利益，慈禧了维新变法运动，除京师大学堂得到保留外，所有变法措施都被废除，戊戌变法以失败告终。
1898年可以看作新一轮思想解放的开始。戊戌变法失败后，慈禧采纳顽固派的建议，下令向八个国家宣战，利用义和团打头阵，首先进攻北京的东郊民巷使馆区。最后，八国联军借此机会入侵中国，直抵北京，慈禧仓皇逃到西安。她进行了反思，决定通过改革来改变大清的现状，于是下诏变法，实行新政。慈禧新政与戊戌变法的内容并无本质区别，有一些改革措施甚至超越了戊戌变法。在某种意义上，晚清最后十年是中国真正工业化的起点，铁路里程快速增加，民营经济进入大发展时期。同时，废除科举，兴办学堂。科举制度的废除，开启了中国现代教育，推进了新文化的传播，但对于清政府而言却未必是好事。白营和贾瑞雪曾在《Econometrica》（《计量经济学》）杂志上发表文章《Elite Recruitment and Political Stability: The Impact of the Abolition of Chinas Civil Service Exam》，就此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他们认为，科举制的废除，改变了那些正在苦读的考生的未来预期，关闭了社会流动的通道，进而使这部分群体参加革命。
到了后期，君主立宪的呼声越来越高，又回到了康梁变法的思想。在大势所趋之下，清政府于1908年颁布《钦定宪法大纲》。清末最后三个皇帝同治、光绪、宣统都没有子嗣，所以清朝在生物意义上已经灭亡。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之后，南北出现议和的局势。经过一系列的谈判，清帝溥仪退位，清朝灭亡，袁世凯成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从1898年到1912年，中国完成了制度的变革，但仍然积贫积弱，后来袁世凯复辟帝制，革命者的“像西方那样建立一个自由民主政体”的理想并未实现。知识分子开始反思，既然洋务运动、制度变革都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命运，那可能是文化出问题了，要摒弃“技术（器物）西方优于中国，而文化中国优于西方”的陈腐观念，进行一场文化的革命。
鲁迅在日本留学期间看到一张照片，一名被怀疑是俄国间谍的中国人，被五花大绑跪在地上，日本人举起屠刀即将对他进行“斩首”，围观的中国人神情麻木，不以为耻。这张照片让鲁迅受到极大刺激，他认为精神上的麻木比身体上的虚弱更可怕。于是他弃医从文，希望通过文字的力量唤醒中国民众。《狂人日记》是对一个民族的反思与批判，鲁迅写道：“中国历史满本写的都是吃人”。反观西方启蒙运动，倡导自由、平等、博爱的理念，直抵人心，回归人性。
后来新文化运动分裂，“五四运动”爆发，其实还是救亡的问题。巴黎和会不顾中国的反对与抗议，把德国在山东的一切非法权益和胶州湾租借地全部移交给日本，这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义愤并引发了“五四运动”。2024年我去美国威斯康星，在州档案馆看到一份珍贵实物，是1919年5月4日学生们写给美国驻华大使的一封信，信中要求美国在巴黎和会上支持中国的诉求，归还胶东半岛。“五四运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出发点，最后演变成政治运动。在这场政治运动中，最大的成果是诞生了中国。
为什么中国在那个时候诞生呢？有两方面原因。第一，苏俄的榜样。李大钊过去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或者民粹主义者，号召青年学生到农村接受考验。他对苏俄的关注开始于1918年。苏俄建国初期，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都担心革命的火种蔓延至本国，于是纷纷进行武装干涉，试图颠覆这个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苏俄人民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经历了战争的洗礼和经济的困境，最终战胜了国内外敌人，巩固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李大钊认为，苏俄是一个很好的榜样。第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整个欧洲都笼罩在“没落”“衰败”的悲凉气氛中,许多学者对自身文明的前途怀抱忧患意识，甚至掀起了一股“东方文化救世论”思潮。威斯康星大学的林毓生教授曾对“五四运动”做过深入研究，他说，一些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社会问题的“整体”解决方案，从西方引入中国，由此诞生了中国。这个总结非常准确。俄国是一个农奴社会，在推行农奴制改革之后，社会乱象丛生，而列宁领导了一场布尔什维克革命，把过去我们担心的问题全部解决了，好像一个新的文明已经出现。所以李大钊和陈独秀转向了马克思主义。
中国诞生于民族危难之际，也是救亡和赶超的结果。把马克思主义引入中国不是为了纯粹的理想，而是要解决中国当时的问题。在进行了技术、制度和文化的改革之后，中国仍未走向强大。因此，在3000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要进行一场底朝天的革命。这其中有很重的民族主义情绪，从80年代的“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到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都可以看到，最能够凝聚人心的还是民族主义。但是，这种民族主义是被西方十九世纪的弱肉强食倒逼出来的。
日本是怎样看待西方呢？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主张“脱亚入欧”，全方位学习西方，他指出，不是要变成西方，而是变成他们之后才可以打败他们。日本的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是非常强烈的。日本历史学家真嶋亚有在《肤色的忧郁：近代日本的人种体验》指出，日本试图用“文明开化”来获得西方世界的认可，当日本人选择“西化”的同时，“西化”不仅没有使欧美在根本上承认与接纳日本，反而更加凸显了日本与西方国家人种上的异质性和与东洋人种的同质性。
日本在甲午战争中获胜之后，逼迫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割占辽东半岛。然而，俄罗斯联合德国和法国进行干涉，迫使日本归还辽东半岛。这一事件加深了日本对俄罗斯的仇恨。日本在明治维新后推行“大陆政策”，试图通过控制朝鲜和中国东北实现其称霸亚洲的野心，而俄罗斯在东北的扩张直接威胁了日本的战略目标，促使日本决定通过战争解决问题。1905年，日俄战争在中国的东北地区爆发。日本为了显示自己是“文明的仁义之师”，把外国驻日使馆的官员请到辽东半岛观战，把校官以上的俄军俘虏及其家眷送回日本，好吃好喝好招待。日本想告诉全世界，黄种人能够打败白种人，而且黄种人的道德高尚。这一点对中国有很大的影响。
那么，为什么会失败？是孙中山所倡导的民主革命纲领，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一是民族主义，孙中山是民族主义者，兴中会的口号就是“驱除鞑虏，复我中华”，他认为中国应该摆脱列强的欺凌，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二是民权主义，实行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民主政治。三是民生主义，就是人民的生活。国共合作期间，孙中山认为民生主义和是一致的，两者都是要把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提升上去，因此，可以包容。他用这样的解释来说服与合作。不过孙中山拒绝阶级斗争学说，主张阶级调和，没有认识到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试图用社会合作来求得社会进步。在反动派手中，最终沦为泡影。
蒋介石则更有局限，在北伐即将成功之际，他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以“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为口号，大肆屠杀人、进步人士和很多人。其结果就是失去吸引力，变成一个守成的党，而不是一个革命的党。到了抗战时期，进步青年都到延安而不是重庆，因为延安有吸引力，代表中国的未来。1945年，国共双方签署《双十协定》，共同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但《双十协定》签署后不久，蒋介石就公然撕毁协定，发动全面内战，并以的失败而告终。
新中国建立之后，又一个循环开始。建国后的前三十年，我们做的事情就是洋务运动的翻版，包括由国家主导、发展重工业、接受外国（苏联）援助等。为什么当时要搞重工业呢？因为落后就要挨打。如果说1919年到1949年是“救亡压倒启蒙”，那么建国后的前三十年就是“革命与建设的二重奏”。通过横向比较就会发现，社会主义革命用一种强力手段让中国迈过现代化门槛。古代社会是血缘社会和地缘社会，很多国家之所以没有发展起来，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没有经过一场社会革命，原有社会结构仍在运转且非常强大，民主建设乏善可陈。
菲律宾是一个典型例子。1980年，菲律宾的人均GDP是中国的5倍以上，到了2020年，中国的人均GDP几乎是菲律宾的4倍，40年间两个国家反转了20倍。菲律宾为何失败？因为菲律宾的民主是在深层次社会结构从来没有改变的基础上运行的。时至今日，菲律宾的政治仍然带有强烈的家族政治的痕迹：党派不重要，对政治强人的忠诚才是最重要的。菲律宾的历史基本上就是马科斯家族和杜特尔特家族的家族政治历史。在菲律宾，新总统当选之后，议会里60%的人都会倒戈到总统所在党派。
说过，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虽然革命会流血牺牲，但它让中国快速进入现代化轨道。当时的中国一穷二白，人均收入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5。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就是要集中资金，投入到重工业。中国必须自己积累工业化所需要的资金，在当时的情况下，唯一可能汲取资金的地方是农村地区。和苏联的方法一样，中国采取的是压低农产品价格的方式。这是统购统销的一个重要背景，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过去曾起到了保证供给、支持建设的积极作用。有了资金之后，还要集中使用到国家认可的战略部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是要服务于这个目的。
当年梁漱溟和在农民问题上发生争论。梁漱溟在山东推行乡村建设实验，认为自己是农动专家，他说：农民生活很苦，中国过去依靠农民成为领导党，今天在建国运动中忽略了农民。反驳梁漱溟说：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打美帝是大仁政。这个争论从本质上涉及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选择，涉及中国自从步入现代化道路之后究竟应该怎样处理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梁漱溟在其晚年口述《这个世界会好吗》中承认，他没有达到的高度，时代在变化，乡建派的观点是错误的，工业化才是中国的未来。
有些人把改革开放前后30年割裂开来，用后30年的历史成就，去否定前30年的历史贡献。习在《正确认识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中指出，“对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要正确评价，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为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积累了条件，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是对前一个时期的坚持、改革、发展。”我很赞同这个观点，不能把两个30年割裂开来。“笨人吃饼”的故事就说明了这个道理：一个人买饼吃，吃到第三张的时候觉得吃饱了，于是说：“早知道第三张饼能吃饱，为什么要吃前两张？”显然，如果没有前两张饼，只吃第三张饼是不可能吃饱的。中国以往的发展阶段，从洋务运动时期到计划经济时代，都留下很多宝贵遗产。比如江南造船集团的前身是江南机器制造总局（1865年），招商局集团的前身是轮船招商局（1872年），中国西电集团（国内输变电龙头企业）的前身是前苏联援建成立的西电公司（1959年）。
改革开放的重要性有很多方面，我想强调其中两点。第一，改革开放不是一个充分条件。改革开放是要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和对外开放，世界上99%的国家都是市场经济，有些国家的开放程度超过中国，但在过去40年里，中国无疑是最成功的。所以，改革开放是一个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第二，中国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致力于寻找新的思想资源和实践模式以定位治国目标和现代化行动。在西方经济理论研究中，很少提及中国的探索和实践，如果只讲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而不讲中国，这种理论一定是不完整的。
林达夫妇在《总统是靠不住的》一书中，解读了美国政治体系对总统权力的限制，追溯美国政治体系中分权制衡的思想根源，为人们理解美国权力制衡提供了全面的视角。当年美国诉尼克松案是联邦最高法院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式案件，法院判决命令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交出特别检察官要求的白宫录音带，这一判决对“水门事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判决仅半个月后，尼克松宣布辞职。既然美国的制度设计如此精巧，为什么管不住特朗普的疯狂作为？因为特朗普强调，忠诚、能力和执行力是他选拔人才的核心标准，他把自己团队成员安排在重要部门，使自己凌驾于法律之上。过去西方标榜自己是法治国家，认为中国是人治社会，而法治优于人治。现在看来，人治是重要的，选拔优秀人才也是重要的。
第三，市场经济。说过，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事实上，市场经济也不是西方所特有的。中国至迟到北宋时即已完成市场经济的建构，私人土地所有制确立，工商业和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甚至发明了纸币和证券交易，有了金融的雏形。到了明清时期，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干预逐渐减弱，市场机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不断加强。但由于没有内生增长，经济增长缓慢甚至停滞，即所谓“没有发展的增长”。市场原则就是按要素分配，奖勤罚懒，优胜劣汰，这是保证市场经济效率的必要原则。这一点与中国的贤能主义传统一致，同时也符合按劳分配原则。
不可否认，改革开放的成就伟大。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改革开放之前30年的共识是集体主义，而改革开放的提出实质上是对前30年集体主义时代的反动，这种反动并非是对历史的否定，而是对个人主义的激发与释放。对外开放意味着“拿来主义”，积极吸收国外先进技术与经验，对内搞活则激发了个人创造力与市场活力，这些变革共同推动了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但个人主义走过头也出现很多问题，如腐败、过度市场化等，新时代的主要任务就是纠偏，对改革开放第二个20年所产生的问题进行矫正。
关于反腐败，从历史来看，中国的贪腐现象在西汉中后期开始出现，并在东汉时期达到高峰；宋代官员的俸禄水平在历代中堪称最高，但高薪并未能有效抑制贪腐行为，反而使得一些官员认为可以通过贪腐来获取更多非法收入，从而加剧了贪腐现象；在明清时期，皇权达到顶峰，官员的权力也随之达到极致，这种极端的威权统治为贪腐提供了温床，最终加速了王朝的衰亡。这里有一个经济逻辑，即只要存在委托代理关系（官员是皇帝的代理人），就会产生腐败。新时代以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力度之大前所未有，成效有目共睹，但形势仍然严峻复杂。习强调，要始终保持反腐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执着。
现在中美之间的竞争，不仅仅是经济和技术的竞争，更是道路之争、文明之争。中国仍然行进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到第二个百年目标（2049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的时候，我们才刚刚完成赶超。更为重要的是，如何在冲击中吸纳西方文明要素。早在两千年前，中西文化冲突就已经发生。公元元年，佛教传入中国，在经历跨越千年的文化冲突之后，最终与本土文化相融合。禅宗作为中国佛教的主流宗派，鼓励通过打坐、冥想来自我体悟；推崇农禅并重，鼓励自食其力，倡导“一日不做，一日不食”。当我们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的时候，如何和西方相处才是更加艰巨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