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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鼓励学术研究，提倡社团活动。蔡元培认为：中国封建教育的恶习，一是把入学读书当做升官发财的阶梯；一是“笃守师法”满足于一孔之见，以求日后老师的提携。为了打破读书做官、专己守残的封建积习，培养学生为“共和国健全之人格”，他一方面“从聘请积学而热心的教员入手”；另一方面是启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和创造性。采取鼓励和帮助学生成立学术研究会，自建社团，自办刊物，造成生动活泼的气氛，使学生德、智、体得到全面发展。
戊戌政变后，蔡元培认为变法失败的原因，在于“不先培养革新之人才”，而仅靠下几道上谕，来从事改革，以图扭转腐败局面，这是不可能的。9月弃官南下兴办教育，蔡元培就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校长）。学堂依学生程度分三斋，大体上相当于后来的高小、初中、高中一年级的水平。教员中有新旧两派，新派笃信进化论，提倡民权女权思想，对尊君、卑民、重男、轻女的旧观念，经常予以批评。旧派对新派异常忌恨，怂恿堂董妄加干预。蔡元培不能接受，愤而辞职。
1907年6月，蔡元培赴德国留学，在柏林学习德语，兼家庭中文教师，翌年进莱比锡大学。留德四年半，编写了《中学修身教科书》、《中国伦理学史》，翻译了《伦理学原理》等书。《伦理学原理》出版后，被国内一些学校作为伦理学教科书，书中的某些唯物主义观点，对思想界产生过一定影响。后来回忆：“我们当时学的尽是一派唯心论，偶然看到像这本书上唯物论的说法，虽然还不纯粹，还是心物二元论的哲学，已经感到很深的趣味，得了很大的启示，真使我心向往之了！”。
1911年12月，蔡元培由德国回到上海，1912年1月，出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临时政府北迁后，继续担任北京政府教育总长。他发表《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把清廷学部制定的“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五项教育宗旨加以修正，删掉忠君、尊孔的内容，改为军国民教育、实利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五项。1912年1月颁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规定学堂改称学校，监督、堂长一律改称校长；各种教科书务合共和国国民宗旨，清学部颁布的教科书一律禁用；小学废止读经，初级小学可以男女同校；中学校为普通教育，文实不分科等。他还积极推行义务教育和社会教育，在教育部除设普通教育司和专门教育司外，特设社会教育司，借以把教育事业从学校扩大到整个社会。
讨袁失败，蔡元培回到法国，研究学术。1916年3月，蔡元培等与法国政界、教育界的知名人士发起组织华法教育会，蔡任中方会长，欧乐任法方会长。华法教育会是中法文化交流的总部，它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从国内招收大批华工，为他们开办华工学校；二是发展留法勤工俭学会，组织无力出国求学的青年，以半工半读方式到法国留学。在国内产生了很大影响，形成了相当广泛的群众运动，一时赴法勤工俭学者达千人。许多人在勤工俭学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后来成为中国的著名干部。
蔡元培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初期的新文化运动以民主与科学为两大口号，蔡元培是这两大口号的积极宣传者。他反对尊孔迷信，认为守旧派“定孔教为国教”的主张背离了思想和信仰自由的原则，是十分荒谬的。他抨击几千年来封建专制思想，持一孔之论、守一家之言，“于相对世界持绝对主义，执一而排他”，给我国的文化教育事业造成严重危害。他说：“欧化优点即在事事以科学为基础。生活的改良，社会的改造，甚而至于艺术的创作，无不随科学的进步而进步。”他要求大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希望学生立志发展科学文化事业，使中国加入“世界学术之林”。
5月8日，北京政府决定撤免蔡元培北大校长职务，下令北京各校整饬学风。在巨大的压力下，蔡元培悄然离京，辞去北大校长之职。北京大学师生发起了“挽留蔡校长”的斗争，北京各校和社会各团体也积极响应。北京政府慑于群众的压力，被迫电促蔡元培回任北大校长。由于校内外各方的再三敦促，9月中旬，蔡元培返回北大。他提出“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的口号，向北大和全国青年学生表示：自今以后，“愿与诸君共同尽瘁学术，使大学为最高文化中心，定吾国文明前途百年大计”。
1923年夏，蔡元培再次赴欧。此后一段时间，他虽然仍保留北大校长名义，但已不主持北大实际工作。1924年1月，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被选为候补中央监察委员。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蔡元培在欧洲致电北京大学，对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表示完全支持。撰写《为国内反对日英风潮敬告列强》，在欧洲各国报刊上用英、法、德等文字发表，揭露惨案线月，蔡元培回国，坚辞北大校长职务。虽因各方挽留，辞职未果，但仍滞留上海，没有北上。1927年3月，他由杭州到上海，参与了蒋介石等策划的“清党”活动。4月初，在蔡元培主持召开的中央监察委员会上，通过了吴稚晖等提出的弹劾案，要求采取紧急措施，将各地员加以逮捕。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13日，中央监察委员会开会，通过了取缔“反革命分子”等项决议。
蔡元培是中央研究院的奠基人，1928年6月正式成立，至1930年，先后建立了物理、化学、工程、地质、天文、气象、历史、语言、心理、社会科学等研究所和一个自然博物馆，汇集了丁西林、李四光、竺可桢、傅斯年、陶孟和、翁文灏等众多知名学者。蔡元培知人善任，他聘请杨杏佛任总干事，就是以杨之长补己之短。他说：“我素来宽容而迂缓，杨君精悍而机警，正可以他之长补我之短。”他挑选造诣深厚的学者做各所的所长，用有科学知识和有领导能力的人做总干事。中央研究院经费虽不多，却能在短时期内，取得一些引起世界学者注目的科研成果。
1888年春，经过多年筹备的格致书院在广州沙基金利埠（现六二三路)正式创办，由哈巴任监督。学校开办三年，哈巴回国治病，无人负责，不得不停办。1899年，美国传教士尹士嘉来广州传教，重新开办，院址改设在四牌楼(现解放中路)。义和团运动时，格致书院迁至澳门，改名岭南学堂。加聘中国人钟荣光协办校务，同时又在广州河南康乐村附近购地二百多亩，建临时校舍，1904年将岭南学堂由澳门迁来，学生由初办时的十几人增加到近百人。
1907年，尹士嘉回国，由晏文士继任监督，钟荣光协办校务。钟积极兴办校务，得到国内外人士的赞助，募捐一百二十多万元，学校用此款建筑校舍、增加设备、扩大班额、多招新生、开办大学预科（后改为附属中学）、设附属小学和华侨学堂（即侨生班）。1912年，岭南学堂更名为岭南学校。1914年又改为岭南文理科大学。1917年岭南大学增办农科，1921年钟荣光拟在试验农场已取得较大成绩的基础上，另创办农科大学，以摆脱设在美国纽约的岭南大学校董局的控制。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金陵神学院暂告停办，司徒雷登又受聘为美国合众通讯社驻南京的特约记者。他利用记者的特殊身份，得以与孙中山、蔡元培等政界人物结识，由此开始了与中国政界的关系。由于司徒雷登在中国不是一个一般的传教士和教师，而是多年与中国和美国政界有接触，并熟悉中国情况，且还具有很强的组织和领导才能，这一切都引起“美国海外传教工作理事会”的理事们的注意，因此，当他们为正在筹建中的燕京大学物色人选时，首先便想到了司徒雷登。
司徒雷登是在1919年1月31日被任命为燕京大学校长的，所以也有以1919年为燕京大学建校年份。学校原校址设在北京盔甲厂汇文大学内，女校部在灯市口，到1926年开始，全部搬到北京西郊海淀新址。司徒雷登就任燕京大学校长后，即着手选择新校扯，筹建新校舍。他先后拜访了当时北洋政府的首脑和许多大买办、大资本家，为筹建“燕大”向他们要钱，甚至委托他们代学校募捐。与此同时，司徒雷登还几乎每年都要回美国筹款。美国铅业大王霍尔财团、石油大王洛克菲勒财团都曾给“燕大”很大一笔款项。据不完全统计，从1921年到1937年，司徒雷登仅从这两家财团获得的资助，就达四百万美元。